在这场战疫中，电影人是不会缺席的

现在我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新冠肺炎正处在防控的关键阶段，从事影业的电影人以各种形式声援、支持抗击疫情。每当国家遭遇灾情，电影人都会挺身而出。

1998年抗洪期间，电影人第一时间赶往救灾现场，用镜头记录下解放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与惊涛骇浪决战到底的震撼场面；2003年抗击非典，创作者与医护人员一同进驻小汤山医院，目睹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抢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2008年汶川救灾，摄制团队在地震发生后不到20小时便空降震区，在惊天动地的余震中，边拍摄，边救人。

在国家有难时，电影人始终不忘自身的责任与使命，用光影留下了时代难忘的记忆，也推出了八一厂《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这样经典的国产灾难救援片。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三惊”系列影片出品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他表示，疫情面前，恰恰是电影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时刻。在这场战“疫”中，电影人不能缺位，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挖掘抗击疫情过程中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留下对历史负责的珍贵的影像档案。

用艺术的形式激励人民的信心和斗志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电影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明振江：对于这次新冠肺炎，党中央非常重视，多次组织开会，疫情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这场战“疫”中，电影人不能缺位。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硬指标，电影是意识形态中最综合、最权威、最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工作者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疫情面前，恰恰是电影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时刻。

我们应当用艺术形式，鼓舞人民英勇战斗，战胜灾难，激励人民的的信心和斗志，同时温润人民的心灵。

“先纪实，再写故事”成就了“三惊”系列

《中国电影报》：您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10年8个月中，先后经历了1998年抗洪、2003年抗非典、2008年抗震。八一厂也推出了《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被称为“三惊”系列的作品。请您分享一下这三部影片的创作过程和经验。

明振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灾情就是命令”。在这三次灾难发生之后，八一厂军教片部屡屡冲在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也有同志英勇牺牲。他们也被称作电影界的突击队、“八一”敢死队。

按照电影的创作规律，纪录片的拍摄是为故事片打下基础，先纪实，再创作故事。1998年抗洪时期，八一厂军教片部拍摄了纪录片《挥师三江》，表现了在残酷的困难面前，党和人民万众一心的情怀，以及顽强战斗的精神。

在这部纪录片的基础上，有了创作积累、创作体验，八一厂又拍摄了故事片《惊涛骇浪》，该片1999年创作剧本，2001年开机拍摄，2002年摄制完成。《惊涛骇浪》采取了全景式的宏大叙事，获得了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重要奖项。

2003年非典期间，八一厂创作人员跟随部队医疗工作者一同进驻小汤山医院，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创作了纪录片《我们万众一心》。

同样在2003年，八一厂拍摄了故事片《惊心动魄》。八一厂此前有一个剧本，基础很好，已经筹备了两三年的时间，讲述的是一列火车上，解放军打击车匪路霸的故事。我们临时把剧本改为非典救治，在特殊情况下，八一厂自己的演员、家属、离退休干部一起拍摄，举全厂之力完成了这部影片的创作。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小时，八一厂组建了摄制组，当时成都军区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我联系了总参作战部，摄制组搭乘指挥飞机前往灾区。原本飞机定在5月13日上午起飞，后来提前到13日凌晨5时，创作人员拿起摄影器材就出发了，我只能在路上临时买了饼干、方便面、巧克力让他们随身携带。随后我们马上组织拍摄故事片，创作人员和部队一起参加真正的抗震救灾，确实经受了锻炼、考验。

从厂领导到创作人员，冒着余震的危险，拍摄了《惊天动地》。该片首映式有14个部委领导出席，影响非常大。灾难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灾难面前，电影作品应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反映时代，从这个角度说，“三惊”系列是最有代表性的。

部队里的评论人员称“三惊”系列是中国灾难片的经典，我认为有点“高”了，称为“代表作”更为恰当，是类型化灾难救援影片的代表作。电影人用光影留下时代难忘的记忆，这是对历史负责的珍贵的影像档案，不管纪录片还是故事片，都是有贡献的。

客观真实反映生活，艺术化表现生活

这是电影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电影报》：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有很多英雄般的人物，您认为电影人应该怎样抓住这些创作素材，拍摄出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作品？

明振江：我每天看有关抗击疫情的新闻，都处在感动之中。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决策指挥的力量，亿万人民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力量。期间，我们创造了很多人间奇迹，比如十天建成一家医院，比如在一年最热闹的春节，全国安静下来，14亿人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安宁稳定。尤其是医务工作者，有更多感人的事迹。

这些素材都可以进行电影创作，灾难面前平民英雄的形象，国家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等等，为电影人提供了难得的创作机遇和创作素材。

当下，我们需要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我们需要反思、思考和关爱的作品，需要展现国家形象、传播主流价值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不能排除灾难造成的负面危害，给人民带来的心灵恐惧，家庭、社会结构隔离，正常社会秩序打乱，要表达生存还是毁灭的矛盾，人性的矛盾，这些因素都不能回避。

方舱医院也是很好的题材，表现战时状态，全民动员，展现了人间大爱，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观众对于电影的要求非常高，因为生活永远比艺术创作更丰富，怎样客观、真实反映生活，艺术化表现生活，这是电影的责任和使命。

从类型的层面，应当突出灾难、纪实，不是更多的戏剧情节，平实反映生活更加感人。同时电影还要有特色，可以制作影像奇观，比如病毒到底是什么，这种神秘的危害人民健康的东西到底什么样，可以做宏观或微观的表现。

抗击疫情期间，电影创作者不能缺失、不能缺位，也不能更多考虑商业化。作品要打开观众心灵的市场，而不是奇观噱头的市场。

疫情是暂时的，而电影的持续繁荣发展不可阻挡

《中国电影报》：近一段时间，电影院暂停营业，剧组停拍，影片撤档，您如何看待电影业之后的发展？

明振江：疫情对电影业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电影人要坚定信心，疫情是暂时的，而电影的发展不可阻挡。世界上最有群众基础、最有影响力的体育运动是足球，艺术形式则是电影。

从制片的角度说，永远是“内容为王”。通过这次疫情，电影行业也正在逐步类型化分类，不是创作类型，而是市场化的类型分类。比如电视电影、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划分越来越明确。但不论渠道怎样，内容仍然是“王道”。

通过抗击疫情，全国人民都应当坚定信心，抗击疫情的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和体制自信。电影行业经历了波折，这并不可怕，我们可以从中总结教训、吸取教训，并将之转化为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相信中国电影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和繁荣期。

共同战疫

重庆市乡镇(公社)老放映员联谊会向湖北捐款2.4万元

“封城封路不封心，隔山隔水不隔爱!重庆‘老放’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环境中，决不能袖手旁观。”为支援湖北武汉，重庆市乡镇(公社)老放映员联谊会副会长樊桥路于2月7日在全市放映员群体中发起捐款倡议，短短6天之内，就募集到了2.4万元爱心捐款。

“老放”是一个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特殊群体，在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为了丰富农村人民的文化生活，全国各地建立起一支支扎根乡土的公社放映队，放映员们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往返一个个乡村，把露天电影带到村民们的家门口。

从1974年加入公社放映队到现在，樊桥路从事放映员工作已经46年了。今年76岁的他，仍然奔波在长寿区万顺镇的放映工作一线，一个人肩负着8个村庄的电影放映任务。2003年，樊桥路开始组织全市“老放”进行联谊活动，并成立全市乡镇(公社)老放映员联谊会。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樊桥路不断关注着疫情的最新消息，当在新闻上看到武汉同胞面临的物资短缺困难和一个个逆行而上的医护人员时，他十分感动。“关键时刻不站出来出一份力的话，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樊桥路说，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在全市放映员群体中组织抗疫爱心捐款。

倡议一发出，“老放”群里的放映员们纷纷积极响应，当晚短短半个小时内，就募集到一千元善款。截至2月13日中午12:00，樊桥路已收到近200人的捐款，金额达到2.4万元。2月14日捐款截止后，樊桥路将把所有钱款交给重庆市慈善总会，转交湖北省慈善总会，用于疫情防控。

“数字电影普及以后，放映员这个职业就慢慢没落了，我们现在都自称‘老放’，因为如今还在从事放映员工作的，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樊桥路告诉记者，虽然“老放”们平时生活清苦，但面对疫情，他们都积极地从微薄的工资中捐献自己的爱心，只希望这一份份心意能让正在经历苦难的同胞们早日渡过难关。共同战疫

重庆放映员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公益宣传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重庆市所有放映队已暂停电影放映活动，电影放映机虽然闲下来了，各区县放映员却没有闲下来，多地放映员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公益宣传工作当中。

把放映车改成宣传车，用流动喇叭不断强调“不出门、少聚集”;对不戴口罩四处串门的村民进行劝阻，发放疫情防控宣传单;参与村道和监测点检测，对进出人员、车辆进行检查……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充分发挥红色轻骑兵流动电影放映人的特点，调动全市各区县农村放映员迅速行动，在保证防护措施条件下，积极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宣传防控，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到宣传疫情防控的队伍中来，推动和引导全社会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