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美剧中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2014-12-16 22:47:53

  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而且在中国住了17个年头(1275—1291)。他虽然遍游中国各地,但在北方居留的时间却比较悠久,这从他书中对北方特别是对大都(今北京市)和元世祖以及蒙古人的生活情况细致的叙说可以看出。兹就他关于元代节日习俗及刑罚制度的介绍简述如下。

  马可波罗举出了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忽必烈的生日:他说,大汗的生日是9月28日。据英文或法文译本,他说的9月是“the month of September,du mois de september”,可见是指西方历法;而二十八日则是“the 28 day of the moon,le ving-huitieme jour de la lune”,无疑是指中国历法。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8月28日”是意译,可信。只是,马可当时并不清楚这两种历法的区别,否则他会直接说8月28日了。

  对“马可·波罗未曾到访中国说”的反驳

  首先,杰克生分析了《马可?波罗行纪》的作者与传抄者,比较了巴黎版、托斯卡纳版、多明我会的托钵修士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的拉丁语译本、另一个不同于前者的拉丁语译本,以及拉穆西奥(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6世纪整理的版本等等,说明《马可?波罗行纪》并非出自马可?波罗本人之手,而是透过其牢友鲁斯蒂谦(Rusticello)的记载而反映出来的马可?波罗游历。因此我们不能对其叙述多加着墨。而马可?波罗书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无可能存在于其他已失传的版本中。

  《马可·波罗游记》抄本

  至于马可?波罗是否真有其人,根据其他的历史文献记载,达揆(Jacopo d’Acqui)曾述及马可?波罗在1296年与热那亚人的海战中被俘,而病中的他也曾表示他所说的尚不及他所见的一半。而医生与哲学家狄阿巴诺(Pietro di Abano,1316年过世)也说自己曾见过马可?波罗。最后有关马可?波罗家族的文献也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马可?波罗真有其人的证据。

  有关《马可?波罗行纪》的撰写目的,杰克生认为《马可?波罗行纪》是由一个职业传奇冒险故事作家所作。但是在后世传抄与流通的过程中,对该书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该书事实上是一个世界各地的百科全书式研究,但并非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组织而成的。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为个人观察还是道听途说的问题,杰克生认为即便如教皇使者柏朗嘉宾(John Plano of Carpini)等人曾经亲历蒙古汗廷,但其游记中亦不乏如犬首人身国等道听途说之词。《马可?波罗行纪》也不例外,但行纪的作者确实试着把个人经验与道听途说进行区分。

  至于马可?波罗究竟去过哪些地方,杰克生认为他除了去过云南、汗八里等地外,也确实去过印度。他特地强调了印度行纪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在1290年左右,马可?波罗结束了印度之旅回到汗八里后,由于陆路不安全,才决定改由海路护送元朝宗女阔阔真(Cocacin,即K?kechin)前往伊利汗国。

  至于欧洲人在元朝的情况,杰克生提到在马可?波罗之前,1261年已经有富浪国(即法兰克人)访问忽必烈汗的纪录。但是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访问远东的意大利人。而在他之后,才有方济会士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307年抵达汗八里,并且成为汗八里的第一任大主教。而在他与威尼斯商人达鲁卡隆戈(Pietro da Lucalongo)的通讯中,也曾经透露后者为其在中国买地建立教堂一事。因此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是早于前述两位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意大利人。

  针对马可?波罗未能提供许多中国生活细节这一点,杰克生认为首先马可?波罗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忽必烈汗效劳,例如出使印度等,因此不一定长期待在中国一处。此外,他身为色目人的身份也可能使他减少了与汉人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此外马可?波罗声称自己通四种语言,但从他将伯颜丞相的名字误释为百眼可知,这其中可能不包括汉语。但他很可能通波斯语和突厥语,前者为当时欧亚大陆所通行的语言。这也反映在他以波斯语或是突厥语的形态来转写地名与人名上。

  中文史籍中为何没有马可·波罗的名字?

  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前往伊利汗国一事,一直被视为是证实《马可?波罗行纪》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之一。阔阔真一事见于波斯文与中文史料,前者为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 al-Tawarikh),后者则为《永乐大典》(最早由杨志玖所发现)。然而马可?波罗的名字不见于波斯文与中文史料中这点,构成了吴芳思不承认此一证据的主因之一。然而罗依果认为《马可?波罗行纪》精确记载了三个使臣的名字以及其中两人死于途中一事。这点已经足以证明其叙述的真实性。至于马可?波罗之名未被记载之因,罗依果认为这只是说明马可?波罗并不像他声称的一般在使节团中有重要地位罢了。而杰克生则进一步认为这与中国将外国商人视为贡使的传统相关,但事实上商人在使节团中只是作为蒙古大汗之商业利益的官方代表,并不真正具有重要性,自然也就不会被记载入史册当中。

  罗依果认为马可?波罗获得蒙古大汗的牌子,也是曾经来过中国的重要的证明之一。牌子,简单来说就是圣旨,有了它,使者可以任意征用他所需要的资源,各驿站也有义务提供使者膳食与马匹。他同时也澄清马可?波罗一行人一共拿到了七个牌子,而非吴芳思所称行纪中对牌子数目的记载有混乱的情况。根据罗依果的统计,1266年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在第一趟旅程中从忽必烈汗手中拿到一面;1290/91年波罗一行三人从忽必烈汗手上拿到两面;1293年三人从海合都汗手中拿到四面牌子。一共七面。牌子的数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吴芳思认为后来马可?波罗骗了马费奥的钱而导致争讼,其中牌子成为两人争夺的焦点。但是罗依果认为吴芳思误读了记载,因为原文并没有提到任何欺骗的行为,只是纯粹赔偿在特拉布宗(Trebizong)经商的损失罢了。

  14世纪欧洲地图上的商队形象

  很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证据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记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有很多色目人来到中国,但也都没有出现在中文史料中。例如前述的方济会士孟高维诺,他的事迹也不见于中文史料。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底下做的工作是属于幕僚或顾问性质的非正式工作,并不在有品级的中国官僚系统之内,也因此不会出现在中文史料中。

  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没有提到长城的问题,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的研究,在明代以前其实不存在长城。因此在《马可?波罗行纪》没有留下相关记载就不成为问题了。

  有关《马可?波罗行纪》的性质,杰克生作出了很中肯的分析:1) 该书是一部对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马可?波罗本人的回忆录或旅行日志。在许多事情上,《马可?波罗行纪》提供了许多详实的资讯,以至于让读者很难相信在缺乏亲身经历者的口述下,鲁斯蒂谦能够编造出这些情节。马可?波罗也许未曾游遍中国,但是他似乎确实在中国与印度之间进行过海上探险。对于他们曾游历的地方,相关的记述多半是组织松散的。马可?波罗本人、行纪执笔者以及后世的传抄者等人在对中国的描述以及马可?波罗的地位上,确实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是这并不能代表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或是甚至未曾跨越克里米亚。

  马可·波罗前往中国及返回威尼斯的路线图

  然而,即便吴芳思的怀疑论调已经遭受到许多反驳,但之后仍然有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支持其看法。例如2011年意大利学者彼得雷拉(Daniele Petrella)就从考古学角度出发,认为从日本考古发掘的船舰残骸显示,蒙古船舰应为三桅船。这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五桅船明显不同。因此他认为其记载有问题,并怀疑其中国之旅的真实性。

  马可波罗画像

  据《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生于乙亥年(1215)八月乙卯日,即8月28日(西历9月23日),马可所说,与《元史》完全一致,不过他用的是阴阳合历而已。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他亲身在大都听说的?无疑是后者。

  因为,皇帝的诞辰历来是重要的、举国以至邻邦皆知的盛大节日,要举行隆重的庆典。马可在大都时间较长,当然知悉此事甚至躬身与会,这从他描述此节日盛况的详细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可以推知。个别地方还可以补充元代史籍的不足,如他说,在大汗诞辰,除文武百官穿同一颜色服(即只孙服)朝贺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徒(佛教)、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萨逊人(伊斯兰教徒)及其他种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只燃灯焚香、歌唱祈祷,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这一仪式在《元史·礼乐志(一)·天寿节受朝仪》无记载,在《元典章·礼部一·庆贺圣节拈香》虽有较详说明,但提到的宗教参与人数只有儒生和僧道,只在元代寺庙的“圣旨碑”中,才有诸如“和尚(僧)、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蛮(伊期兰教士)不拺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一类的文字(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多散见)。所谓“告天祝寿”即“专与皇家告天祝寿”。

  犹太教教士当然也须参与祝寿活动,因为元代也有许多犹太人来华(称主吾、主鹘或术忽),但汉文资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祝寿的记载。《游记》的版本中也只有穆尔及伯希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英译本(222页)引P本(Pipino,皮皮诺本)有此说法,弥足珍贵。

  另一盛大节日是新年。马可说,他们的新年开始于2月(西历),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按,中国旧历新年一般在西历1月下旬至2月中旬之间。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1275)夏季来华,不会参与也不会知道该年的中国元旦。第二年元旦为1月18日,他来华不过半年,可能无资历或出使云南而未及参与盛会。此后15年间,元旦在2月者为八天,在1月者为七天。其中1月为元旦者最早为1月15日,19日,一般为22至30日;2月为元旦者依次为1,2,3,5,6,10,11,13日。马可说都在2月,并不全面,可能他对在西历2月与他们在1月者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这也证明:他说大汗生于九月是指西历9月,中国八月。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耳说,蒙古人迄今(指19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元朝秘史》202节记成吉思汗做皇帝时,“建九脚白旄纛”旗,216节成吉思汗封兀孙老人为别乞(巫师首领),让他“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可以为证。其反证是,明朝建立后,汉人新年绝不穿白衣。中亚帖木耳王朝的沙哈鲁遣使臣朝见永乐皇帝,元旦前一日即被告知,次日见皇帝时不许穿白农白袜和戴白帽,说那是服丧时的服装(《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玉耳注已引用),怕他们仍沿袭蒙古礼节。

  据《元史·礼乐志·元正受朝仪》,元旦这天,并无人人衣白的记载。这可能是史家认为衣白是不言而喻的事,更可能是,《朝仪》是汉人儒者于至元八年订的,他们可能不喜欢元旦衣白而有意回避此事,但从《朝仪》说“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质孙,蒙语指一色服),可以推想是暗示一色白服。《朝仪》记朝贺礼有几次“拜”、鞠躬”,“拜”、“兴”,“山呼”、“再三呼”,“跪左膝、三叩头”等礼数,以及“圣躬万福”、“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等祝辞,则和马可所记大致相同。注释家法人颇节比较马可所记与《元史》此处后,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处(冯承钧译为“若合符节”);亨利·玉耳认为颇节此注是极有兴趣、值得注意的诠释。

  马可又说,在这一天,群臣、人民以及各国都要向大汗贡献贵重礼品,而且以九倍计。《朝仪》有献礼明文,如“后妃、诸王、驸马以次献贺礼毕”,文武百僚……“礼部官押进奏表章、礼物……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等,但未提所献何物,而马可所述礼物种类则颇详细。至于礼物以九倍计,也为《朝仪》所漏载,但不乏旁证。如《元史·祭祀志(六)·国俗旧礼》说:“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共九牲——引者),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以祭天。成吉思汗赏赐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妻姚里氏“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元史·耶律留哥传》)。此外,在刑罚制度方面,数目字“九”也有用场。

  马可讲到蒙古人的法律时说,如有人偷一件不犯死罪的小东西,则被打七棍,偷两件则被打十七下,三件打二十七下,或三十七、四十七最多打到一百零七下以致被打死。如偷十五头牛或一匹马或其它贵重东西则被用刀斩为两段。但假如他能赔偿,则需赔所偷物品九倍的价值。

  按,以“七”为笞刑始数,这是蒙古的刑律,此前中原历代王朝皆以“十”开始,终于“一百”,与蒙古的以“一百七”为尾数也不同。元世祖统一中国后,虽制定新律,仍遵行蒙古旧制。据《元史·刑法志(一)》,《名例》中的“笞刑”(用小竹板打)自七至五十七,杖刑(用大竹板或木棍打)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据说,其用意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即“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只杖一百七”(《草木子·杂制篇》)。用意似乎可取,但把笞刑止五十增为五十七,把杖刑止一百增为一百七,则又加重了刑罚。此点汉人臣僚已指出其不当。成宗大德间(1297—1307),刑部尚书王约上言:“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元史·刑法志》)。言之切中,但未被采纳。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期来华,他讲的刑罚数目,和《元史·刑法志》完全一样。只是他还不能理解笞与杖刑的区别,只笼统地说用棍棒而已。这也就够了。

  至于偷一赔九刑罚,也与《刑法志》相同:“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以下至盗牛驴骡羊猪,依次减刑,不列举)可见不止加赔,还要受刑。这从《元典章》卷49《刑部·诸盗一·强窃盗·盗贼出军处所》所引武宗至大四年(1311)七月二十五日圣旨有“偷盗骆驼、马匹、牛只的,初犯呵,追九个赔赃,打一百七下者”及同卷《偷头口·达达偷头口一个赔九个·汉儿人盗头口一个也赔九个》引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中书省咨:有为首者除偷一赔九外,“合敲的敲(死刑以上重刑)”,对做伴当(为从的同伙)偷来的,则“七十七下”。这和《元史·刑法志》盗马罪所定相同。可见,马可可能认为,盗犯只要赔偿原物九倍就够了,其它的详细处罚他并不清楚。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也难怪。

  总上所述,马可波罗对元代蒙古节日的介绍与中国记载完全一致,证明他曾亲自参与且不止一次。对刑罚的介绍与汉籍基本一致而略有不足,因为刑制是无形的上层建筑,看不见、摸不着,他也未曾触犯刑律,无从体验。能谈到这一步也就难得了。这证明,他确实到过中国。怀疑、否定他到过中国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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